自媒体时代，因为一件事、一处景，或者一个打卡点而让一座城市走向舆论焦点的现象越来越多。这样的一些城市也因此被称为“网红城市”。
“网红城市不是已经非常有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，这些城市在之前不被大家所关注。”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对新京报新京智库表示，所以这些城市特别想变成“网红”， 当地政府一般会有这种期待，他们的城市能够在瞬间被爆发式的流量关注。
比如，2024年成为网红城市的甘肃天水、新疆阿勒泰、山西隰县等，也有一些机构将深圳、南京等列入网红城市名单中。还有一些城市，只是在网络上获得了短暂天量关注，之后又瞬间回到了“无人问津”状态。
今年4月，河北三河市也意外获得了巨额流量关注，只不过是因为将商户门头的底色全变成绿色一事。这也被称为“网黑城市”，近年来，这一类城市也频频出现，时过境迁之后更多的人可能只记住了这个城市，却对不光彩的事儿模糊了。
吴必虎表示，网红城市是正面形象的流量，实际上另外一种负面形象的流量关注被称为“网黑城市”，也是一种“网红”。从知名度传播效果来说，这类城市也是一下子让城市形象得到了传播。尤其是几年后，“网黑城市”经过整改，而“城市名称”也已经被公众记住了，同样也会吸引游客前来旅游，所以“坏事”也能变“好事”。
那么，为什么有些城市会在网络上获得天量的关注又瞬间被网络遗忘？成为“网红城市”后又如何“长红”？新京报新京智库采访了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。
不被关注的城市才想“网红”
新京智库：近年来，出现了一批“网红城市”，比如淄博、天水等，有的热度持续时间长一些，有的则非常短暂。为何会这样？
吴必虎：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，我只是凭自己的观察来分析。网红城市本质上是自媒体时代的产物。在自媒体出现以前，不存在“网红”这个概念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“网红城市”，基本上都是从某个人第一次无意中发的视频开始。像怒江，因为有一位傈僳族小伙子发了一条24秒的《我是云南的》短视频，结果被网友纷纷跟进模仿，全国突然冒出很多类似内容，怒江也就因此红了。
所以成为网红城市有这么几个特点：首先亿策略，完全偶然，不可预判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热点会触发什么社会情绪。
同时，后续政府是否跟得上，成为了能否持续被关注的关键。像淄博、天水、哈尔滨等地政府干预及时，一旦看到流量来了，就立刻出手做配套工作，比如修停车场、疏导交通、做宣传，这些都很重要。
此外，网红城市的生命周期普遍不长。网络传播有一个基本规律：新鲜感。网友不会长时间关注一个事件。你能火多久，取决于有没有下一个新的事情替代你。
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公众的共情。比如有人在一个城市感受到善意、温暖，或者正好契合了大家当下的情绪，它也可能“火”。
我将其总结为“A-B-C”三个端：“A”是Agent，是某个具体人或组织，他（们）发出“第一条内容”；“B”是政府，有没有顺势而为，形成制度支持；“C”是网友，也就是流量的真正推力——他们的情绪是否被打动，是否愿意传播。这三者如果形成了闭环，就有了一个完整的网红路径。
长红城市是“体验留人”
新京智库：像西安、成都等城市可以说是长红城市，你认为这类城市能够“长红”的关键是什么？
吴必虎：西安、成都这类城市能一直在网络上“热”下去，一方面是资源本身够丰富，另一方面是体验层次多。到这座城市的游客，不管是老年、中年、青年，还是小孩，不管是文艺青年、佛系青年，还是朋克青年，总能找到各自能消费、能感受的内容。这才是“长红”的底层逻辑。
成都是个典型。它其实早就是旅游目的地城市。新冠疫情期间被曝出的几条新闻就能说明：比如，2021年，有个20岁姑娘因为感染新冠，追踪她的疫情轨迹线，发现一晚她竟然逛了4家酒吧，结果她没去的酒吧的老板觉得“我们不够格”。
还有说唱歌手诺米参加比赛失败，直接在街头对着评委说“diss你”，后来他在网上发的歌曲《谢天谢帝》迅速走红，也让玉林七巷的小公园变成了网红打卡点。成都的社区、街道干部没有压制这些事件所引发的舆情，因此使得当地走红。这说明什么？城市对市民的创造力是鼓励的，不管你是街头唱歌，还是夜市摆摊，都有空间容得下。
我现在在做文旅部的“旅游休闲城市”标准研究，发现“氛围”特别重要。一座城市是不是让人放松，游客来了能不能感到“舒服”，其实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有很大关系。你天天赶人、管人，别说游客，当地市民过得都很“紧张”，怎么可能让来到这里的游客确实感到舒服？
所以成都、西安等一类城市亿策略，它本身就有底子：旅游资源丰富，市民心态开放。一个突发事件让流量进来了，本地人能接得住；政府也不怕出点状况，愿意配合、包容。这种城市，即便不是天天火，也总在热门榜单上不会掉队。
因此，一座城市要从“网红”走向“长红”，不是靠一次爆点，而是靠一整个系统的接力。说到底，就是一座城市有没有足够的旅游体验、厚实的文旅内容、宽容的社会氛围，能让游客来了不想走，走了还想来。如果说网红城市是“情绪引爆”；那么长红城市则是“体验留人”。
政府要接得住“天降”流量
新京智库：那对于政府来说，怎么抓住流量？又怎么避免在网上“一阵风”？
吴必虎：政府可以做的事有不少，但不能幻想靠行政命令让城市火。你抓不住那个偶然的“引爆点”，但你能做的是接住这波“天降”流量，让它别白来。要知道，这些人来了，不是来看市委办公楼的，而是看这座城市有没有烟火气。
所以，首先要“补台”，不是“拆台”。停车场要修好，厕所要够用，小违规别乱罚，让游客来了你这座城市觉得舒服。像哈尔滨、天水和淄博，政府介入得很及时，所以他们也就得到网络的持续关注。
其次是氛围，得让人松弛。这需要政府有幽默感，有风险承受力，不怕民间大胆的创意，善意的批评和建议。
还有政策不要“神仙打架”。不要这个部门发文要刺激消费，那个部门却出台政策抑制消费。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特别“忙”，但忙的结果没有形成“加法”效应。旅游本来能解决大量就业：一个游客来了，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，每个环节都需要人，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消费。但服务跟不上，甚至人为制造消费障碍，或者影响游客体验，那旅游业自然没法火起来，也自然就起不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。
所以，网红城市背后，其实是城市治理理念的竞争。哪个城市愿意为人民提供就业、留空间、给自由，哪个城市就更有希望“火”得持久。
科技手段助力城市“长红”？
新京智库：现在很多城市在文旅上讲“科技赋能”，比如AR/VR、AI、大数据。你怎么看科技对“网红城市”的作用？
吴必虎：其实，科技是把“双刃剑”。一方面它确实能帮一些城市成为网红城市，另一方面也可能让一些城市“消失”在网络中。
先说正面的。过去你做一个动画片，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《金猴降妖》等动画片，需要很多画师画几百上千，甚至上万幅画作来最后拍成。现在在电脑上用AI生成，省时省力，效果还不差。虚拟人、数字博物馆、三维建模，都可以让一个城市原本不为人知的文化故事“活”起来。
但副作用也很明显。现在越来越多服务岗位被机器所替代——外卖小哥、大堂经理等很多廉价劳动力岗位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。你以为这是效率提升，其实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社会问题。
机器人代替人，可以去做危险的脏活、累活，比如挖煤工、城市“蜘蛛侠”（高楼清洁工）等，但是旅游景区、农家乐、民宿，千万不能用机器人，一定得是当地居民来服务外地游客，与游客产生交流，形成文化传递，才能真正意义上促进和带动旅游业的繁荣发展，带动消费增长。
如果做智慧景区、无人接待、自动讲解，人工成本是节省下来了，但游客来玩了一圈却没跟人说过一句话，他们下次再也不会来了。旅游本质上是服务体验、社交和情绪传染，它不是“打卡+结算”。
更大的问题是科技带来的不平等。富庶的城市能“花钱买流量”，买热搜、买算法推荐，能搞统一的城市IP策划。比如，东部省份的一些经济大县，经济体量大，媒体曝光频率甚至超过中西部地区的多数地级市，中西部以及东部经济落后的城市，即便文旅资源再丰富，故事讲得再好，没资金运作，也很难“被看见”。
所以说，科技手段要用，但不能过于依赖。可以拿高科技当工具，但不能把它当作信仰。一个长红城市的根本，是“人”——有人接待，有人讲故事，有人用真情换来回头客，这才是真正“活起来”的城市。
再讲白一点，我们不怕科技进步，但怕的是科技被误用，或者被少数人用来“加剧不平等”。 一座城市想要“长红”，就得有人愿意留下——不是留下数据，而是留下人心。
城市宣传要用匹配的“网络大V”
肖隆平：自媒体时代有很多网络大V，你觉得政府该怎么用好网络大V以推动城市形象更有深度、更可持续？
吴必虎：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。在自媒体时代，政府要做两件事：首先，要自己下场做自媒体。公众号也好、抖音也好，本质上都是自媒体，只是你能不能讲得生动、有用、有感染力。
其次，要善于利用网络大V的传播力。但不是说网络大V粉丝越多对城市宣传就越好，而是要选对类型。要推广城市美食，就请吃货博主；要讲文化历史，就请文化圈的大V。
还有一点，别轻易“封号”“删帖”。可以临时性禁言，但别动不动就永久封杀那些网络大V。一个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，有些话可能刚开始听着不舒服，但过一段时间可能会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如果把不同的声音扼杀了，只允许一种声音，那最后也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。
网络大V之所以能红，说明他有满足某部分人心理和认知需求的能力。作为政府，不是要“制服”他们亿策略，而是要找到和城市发展目标相匹配的点，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宣传好城市，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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